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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两百年后,我们为何仍要读《瓦尔登湖》?

何怀宏

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,曾为《瓦尔登湖》王家湘译本作序

陆建德

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,专攻外国文学研究

苏贤贵

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,梭罗研究者

畅销百余年的《瓦尔登湖》在问世时是受冷落的,就像它的作者梭罗生前并未受到太多尊崇。但在梭罗过世后,一代代作家和读者受其感召,去追寻自然的淳朴与心灵的寂静,甚至仿效他的生活方式,抛弃世俗繁华,过起独居生活,有的甚至也创作出自然文学的经典。

乔治·艾略特说,“《瓦尔登湖》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,严重的污染使人们丧失了田园的宁静,所以梭罗的著作便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。”人们在经济萧条、环境污染、自然破坏、消费主义横行之后,重新发现了《瓦尔登湖》的价值与魅力,这些,正是其长销不衰的理由。

直面生活

每一个人都要绝对自主

新京报:《瓦尔登湖》在梭罗生前并不引人注目,在其死后却长销不衰,成为世界文学经典,这本书为何具有持续的生命力?它契合了人们的哪些精神需求?

何怀宏:我大概30年前在一篇《梭罗和他的湖》中写道:《瓦尔登湖》在刚问世时并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,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,对之冷落甚或讥评。这是一本寂寞的书,即使成为世界名著之后,也仍然是寂寞的,它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,但一直有固定的读者。

在我看来,梭罗最吸引我们的是他整个人的独特性,他比一般人更多地逃脱了概括,逃脱了归类。一般人都会追求世俗的成功,但梭罗选择了一种率性的生活,独来独往。他想去瓦尔登湖独居便去了,当他觉得差不多够了,就又回来了。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,试图去面对最原始和单纯的生活事实和本质。他没有权力、财富或组织的门徒,他的仰慕者多是因为心灵的某一点与之契合而喜欢他。

其实,他的作品并不一定很好读,有的地方像是在自说自话,但是很耐读。他创造了自己的风格。他描写自然的文字,笔触细腻,有很深的体悟,仿佛天地间独有他一人。那种文字是一般人写不出来的,读者需要静下心来才能读下去。

新京报:梭罗并不看重世俗名利,他看重的是什么?

何怀宏:他看重的是生活的自由,而不是执着于某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。他不愿意顺从别人,也不要求别人对他顺从,他要为自己绝对自主,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。他明确地说,世界上的人越不同越好。

他看重生命本身,看重生活的简单、原始和单纯,但是他并不是执意要做一个苦行僧或隐士,他不拒绝美的艺术和事物。别人问他最喜欢吃什么菜,他说就是离自己最近的一盘。他没有刻意追求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。他像他热爱的大自然一样是一个很自然的人。

新京报:《瓦尔登湖》是一本自然文学经典,但里面也透露出反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的倾向,该如何看待?

何怀宏:如果所有人都像梭罗一样生活,那么工业文明的进步可能的确不太容易出现或发展这样迅猛。但多数人不会像梭罗一样生活的,这样如果有少数人喜欢这一种风格,那也不坏,恰恰显出他的价值:即让我们感到生命中除了现成的物质和机器,还有其他不可或缺的东西。哪怕就从物质的层面说,假如某一个人乃至突然遇到生存灾难,那时候最能适应和顽强活过来的大概就是梭罗这一类人了,他不是文明的弄潮儿,而是自然之子,但他可能保留文明的火种。

追寻本我

尊重人性更自由的发展

新京报:你曾批评爱默生、梭罗、莫里斯等沉溺于传统文化,“当工业革命来临时,他们反对技术进步和机械化,是天生的机器破坏者”,该如何看待当时的这种现象?

陆建德:我们中国人在拥抱现代化、工业化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,但是欧美国家不是这样,他们没有宏伟的现代化目标,相反,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有很多批判者。这样会形成一种制衡,不会一味追求经济繁荣,而忘记了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物,这些事物不是简单地通过工业化、现代化就能解决的。

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提出人的异化,提醒人们除了物质进步之外,还有人本身的目的,那就是人性的更自由的发展,马克思从对人的异化的批判,后来转向对资本的批判。某种程度上,这与梭罗对文明的对抗有着内在联系。当然,梭罗没有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剥削问题,而是注意到物质的进步可能会成为对人性发展的障碍。

瓦尔登湖的实验让我比较警觉的是,他离开了社群,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他希望当一个孤零零的自我。这跟中国古代的隐士一样,是不会有出路的,不仅不会有出路,也谈不上有美德——美德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体现的。

新京报:在梭罗看来,外在生活只是他探寻生命本质的一种方式,他所要做的是去努力“寻找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”,当他觉得实验够了,他就又回到文明社会中。

陆建德:内在和外在生活的区隔,或许有其必要性,但也可能将问题简单化。有时候,人的外在生活确实跟演戏一样,并不完全遵从真实内心,但人的生活状态和艺术也正体现在其中。社会关系是一张丰富而巧妙的网,对这张网我是不批判的。

所谓要回到彻底本真的自我,有时候会导致一些极端行为。比如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嬉皮士,也将梭罗视为偶像,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暂时撇在一边,想去追求一个“本我”,但是这个“本我”到底是否存在,是存疑的。

新京报:在你看来,梭罗最大的价值是什么?

陆建德:最大的价值是让我们看到一种另类生活的可能性,我不一定完全同意这种生活,但是,一定要让这种可能性存在,让表述这种可能性的著作存在,尊重他的权利,这是特别重要的。

当年那批超验主义者的文笔都非常好,他们描写自然景色都是一流的水准。梭罗的另类生活方式,也构成了一个可敬的自然文学传统。许多效仿者走向森林、沙漠或者海边,写出了优美动人的文字。这些作品让人们对自然有所敬畏,明白不能过分地以人类为中心。

听从内心

世界保全于野性之中

新京报:梭罗一生亲近自然,除了《瓦尔登湖》外,还留下大量关于自然的作品和日记,他的自然思想来源主要有哪些?

苏贤贵:梭罗关于自然的基本思想是超验主义。超验主义可以理解为欧洲浪漫主义对于现代科学、工业文明以及理性潮流的一种反应,即认为自然之中渗透着一种宇宙精神。

此外,梭罗的自然观念还受到印度教和印第安人思想的影响。梭罗在爱默生家居住期间,接触了印度教以及其他东方宗教的典籍。印度教认为万物都是梵天的一部分,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不可分的,人类只要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,就可以和这个精神世界沟通。印第安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论的,他们认为自然中处处都存在神灵,因而对自然充满敬畏。

新京报:梭罗曾宣称“世界保全在野性之中”,这句名言后来成为著名环保组织西拉俱乐部的口号,这句话该如何理解?

苏贤贵:梭罗认为生命是与野性相伴而存在的,最有活力的东西都是最野性的,它没有被人所征服,它的存在能使人恢复清新的精神。脱离自然的文明,是没有前途的。梭罗曾经感叹,“这里有广袤的、野性的、荒僻的自然,我们的母亲,她无处不在,如此美丽,对她的儿女如此爱抚,就像母豹一样;而我们却很早就从她那里断了奶,投向了社会,转向只有人与人交往的文化。”所以,梭罗说未来和希望不是存在于人工种植的草坪和庄稼地里,也不是在城镇里,而是存在于不可穿越的、令人震撼的沼泽地里。梭罗对荒野与文明的关系的论述,成为后来美国兴起的荒野保护运动和建立国家公园的重要思想基础。

新京报:今天我们为何仍要读《瓦尔登湖》?

苏贤贵:虽然这本书距今很远,但仍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比如,现在过分的消费主义思潮,将人的欲望极度刺激,梭罗提到,“你所要的并不是你真正需要的”。我们的需要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呢?梭罗通过实验,把物质需求降到最低,把那些分散注意力的东西通通舍弃,重归生活的本真状态。此外,现在对资源的消耗、对环境的破坏已成世界难题,阅读梭罗的作品会让我们对自然多一份敬畏。再者,《瓦尔登湖》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状态。现在流行的口号是“时间就是金钱”“实现财富自由”,但梭罗反其道而行之,认为去追求金钱刚好是失去了某种自由,不要为了不必要的物质虚掷生命。他经常讲,每个人都要独立思考,听从内心的声音,而非遵从父母、邻居或朋友的意愿。追求个人独立和精神自由,梭罗为我们做了绝好的示范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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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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